说新闻，如今在广播电视中已经很流行。追溯其由来，一般认为源自1998年凤凰卫视陈鲁豫主持的《凤凰早班车》，其后，由凤凰卫视传至内地电视，又由电视传入广播。

  其实，50年前，江苏电台农村节目早已采用说新闻的形式，且在持续五年多的的间里，播出数千条之多。

  在和人民公社造成深重灾难之后，广播也从当年的锣鼓喧天变得有气无力。1960年末，中央发出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》(十二条)，着手调整政策。以此为契机，江苏台以农村节目打头，开始了节目改革。那次改革涉及对象、主体、格局、内容、语言、形式诸多方面，说新闻是形式变化中的一项。自然，它又与其他诸项相通。

  1961年3月6日，农村节目以全新的面目出现。这一动作立即在农民中引起热烈反响，农民来信猛增数十倍；接着受到广播界广泛关注，全国绝大多数省台及众多市台纷纷来访，并引发热议。中央广播局梅益局长为此来江苏调研，发表长篇讲话，对江苏作法表示支持。《广播业务》杂志就农村节目的改革，组织了为期九个月的讨论。其后，中广局以江苏台农村节目经验为基础，制订了《对农村广播试行条例》(草案)。

  说新闻，如果追本溯源，倒也不是农村节目原创。它本是新闻传播的原初形态。早在媒体甚至文字产生之前的口耳相传时代，人们传播新闻就是靠“说”。后来，把“新闻事”用民间说话艺术中“说”的方式来表述，隋唐时代已经流行。敦煌经卷中的《张义潮变文》、《张淮深变文》等即是。至于把“说新闻”作为一种特定体裁称谓，用来传播新闻，清末民初也已出现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无锡艺人华彦钧(瞎子阿炳)，就常在街头卖艺时，附带说新闻，特别是说过许多打鬼子的新闻。

  节目改革之初有两点考虑：一，对农民广播要通俗口语；二，农民喜欢听书，不妨借鉴说书体来讲说新闻，于是起了个“说新闻”的名字。播音员徐凯有说书之长，就固定由他来说。徐化名“老张”，播出时通常就称“老张说新闻”。很快，农民就熟悉了“说新闻的老张”，有事情也常来信请“老张”帮忙了。

  初始的“老张说新闻”--也是后来“说新闻”的主体样式，是长度约3至5分钟的单人的新闻讲述，每次一到二篇。后来，长度上渐渐向两头延伸：既有简讯式，如“海南岛开始插秧”等，一组三四篇，每篇几十字；又有长书式，如“小王家生产队发奋图强闹翻身”，整档节目一篇，三千多字。方式上也不只是单人讲述，有的加入了听众与讲者的对语，既显波澜，也易深入。编播中还逐渐融入多种讲叙手法。下面是一篇单人讲述的“老张说新闻”。

  昨天，本台记者到南京郊区走了一趟，远看那些山坡上，密密麻麻又整整齐齐地，挖了无数个圆窝窝。走近一看，嗬！每个窝窝里头都栽上了小树苗。旁边有位社员，记者说：你们动手早呵！社员说：不是有句俗话嘛，“栽树不过清明节”，不算早啦。对呀，记者后来一了解，全省许多地方都在忙着栽树呢。江苏省地方很大，我来由北向南，挑几个地方跟大家评评吧：

  先说北边的东海县。东海那儿已经利用空隙地，栽下各种树木一百二十多万棵。这里头社员个人栽的，就有八十多万棵。东海那边政策讲得清呀，县委、公社党委又是出布告，又是开会，对大家说：小队栽的小队所有，社员个人在家前屋后栽的，永远归个人所有。社员谁还不想栽呢？大伙算了三笔账。说，多栽树有柴烧，有木头用，这是一个好；可以防旱防涝防风，保护庄稼，第二个好；还又增加收入，这是第三个好。有这三个好，谁不高兴？加上干部党员团员带头栽。像驼峰公社三汪大队，党支部书记先在自家屋前屋后栽了几十棵，社员一看，书记都栽了，我们还顾虑个啥！第二天都动手了。

  我这就向南说到射阳县。这个县有个余心大队，余心大队的第三小队，七天当中栽下洋槐、白杨、杞柳等等二万六千多棵，平均每户五百多棵。他们怎么能栽那么多呀？那里靠海，荒地多呗。前两年他们已栽了不少，今年社员建议说，把荒地全栽上吧。队委会一研究，说好呵！马上跟社员代表一起，察看荒地，把地块排排队，订出计划，又抽几十个社员，落实责任，“包栽包活”，很快就保质保量栽齐了。接着又来个“包管”，专人负责，现在树苗都返青了。

  你要说，他们那里荒地多，好栽树，我们这儿没什么荒地，往哪栽？你可能是位江南朋友吧？我这就过江说到江南了。江南地少人多，空地是少些，可人家太湖公社的社员说，怎么没地呀，这路两边，鱼塘周围，村庄附近，家前屋后，十边隙地还多着呢！我们的角度来看一看常熟县红光大队吧：这地方的社员都知道，“小队造林，队栽队有；零星树木，谁栽谁有”，大伙热情可高了。生产队呢，也跟社员商量定，把范围划划清，哪些地归队里栽，哪些地归社员个人栽，什么地块适合栽什么树，有条有理。几天时间，光社员个人栽的就有一万五千多棵哪。

  各位干部同志，社员同志，现在到清明只剰二十天了，大家抓紧时机，来个队队造林，家家植树吧，今天栽一根指头粗的小苗，十年后还你一棵抱不过来的大树呀，哈！

  这篇“说新闻”，播于1961年的3月17日。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，政策在调整中，稿件有明显的时代印迹。

  从这个例子以及当年农村节目的其他“说新闻”中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“说新闻”的几个特点：

  第一人称。通常的新闻报道，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。农村节目是对象性节目，改版后又确定了以“谈心”为整个节目的基调，致力于拉近同农民的距离，一切言谈(不只是说新闻)都放在“我和你”的语境中。当时没有电话和网络的即时互动，但播讲者以农民来信的实有交流为依托，再通过语句、语气、语调以及由此显现出的心境，就营造出了你我同在的氛围和磁力，不难把听众卷将进来。这不是简单地用上一个“我”字就成的，除了自己用“心”，又须了解对方的心(所思所想)，在心心相印中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。在当时编播合作型的主持体制下，需要编播双方一同努力。

  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相结合。这是人们当面谈话时的自然形态。说一件事，有什么看法，以及对它的感情状态，都一并地表达了。把它们切分开来：这叫新闻，仅仅叙事，不带感情，不加意见；这叫评论，专用于评说，这是书面语发展并诞生了现代新闻业之后的事，而且至今也只适用于讲究客观性的媒体。农村节目虽是媒体的一个部分，但为营造“我和你”的氛围，亟愿向口头传播中那种当面、直接、相互呼应的特点回归，也就不按新闻教科书上的规定，来作那样的体裁划分了。事情说到哪，观点、情感就随着发挥到哪。

  重情节、细节。这就是如今所说的故事化。故事化基于两个考虑：这是广播，且是对农民的广播。广播无图像，无文字，转瞬即逝，不可重来，如何让听众记得？尤其农民，又不善于借助逻辑来理清前后关系，如何让事情一层一节地在他脑子里放住？就得借动情节细节了。如果说叙述着的新闻，象一根向前延伸的瓜藤，情节就是藤上的节点，细节就是向四外伸出的卷须。靠着它们，瓜藤才能在架子上把得牢，新闻叙事也才容易在听众头脑中节节生根地刻下印象。

  借鉴说书的风格与技巧。这是我们着意为之的。广播是口语的传播。在民众口语基础上，经不断锤炼升华而高度艺术化了的口语文学--以说书为代表，对广播来说，可称是前世今生的关系，尤其值得继承。在借鉴说书的过程中，我曾通读评话大家王少堂的《武松》话本；又曾在王老来江苏台演播录音时，组织农村组全体到演播室观摩。借鉴说书，曾在《广播业务》组织的讨论中遭到质疑：会不会损害新闻的真实性？我们的回答是：借鉴的是说书的语言风格和语言技巧，不是去虚构故事，同真实与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。

  当面的、口耳相传的传播，是人类传播中的原始形态，也是人类传播基本的和永远的形态。当广播借助电波，使声音传得更快更远更广的同时，也就失去了当面、直接、多通道的优势，变得又隔、又虚、又单(仅有声音)了。我们一定要时时回望原初。技术越是向前发展，越要把牢原初那个当面的、口耳相传的传播的根基，永远地从中汲取滋养，以那份直接感、亲近感，保持传播的原始的生命力。当年的说新闻，就是在广播中所作的这种探索。

  说新闻首先通过对环境与对象心理的揣摩，通过第一第二人称的采用，营造了当面感，拉近了与听众的心理距离。其次，通过设问、释疑、形象表述、补充背景、强化要点等方式，深化了沟通，也产生了一定的互动效果。再次，摆脱了书面语和书面格式的束缚，回到了口头，增加了自然感和易解性。最后，通过语气、语调、拟声等语言技巧的运用，使广播中不可见的体语--包括眼神、手势、身姿等的辅助作用得到补充。说新闻便因说者的如在现场，如面听众，而令听众产生了同样的“如在”之感。

  在这种努力中，两点是很重要的：一是对所讲的这件事有深刻的把握；二是对对象的处境，对他们的思想与心理健康状态有深入的了解。只有这样，才有机会把事情说细说准说活，才有机会“把话说到听众心里去”--这是当年的一个追求。其他的一切讲究都是为这个追求服务的。

  所以说新闻的创立，不只是口语化问题，不只是变播为说问题，而是从熟悉对象、理解新闻开始，到热忱的服务精神的确立，到当面直接的传播优势的探求，直到细密的方式技巧讲究的一个全方位的变革。

  说新闻在今天已相当普及，许多节目办得很好，但也有不少节目似乎并未得其精髓，只当是口语化的工作，甚至只做了点口语化的样子，都还大有改进的余地。